中学历史课堂讲授宋元时代，海上丝绸之路是绕不开的一大热点。
近年来随着海上考古工作的推进，各类沉船遗迹成为课堂上史料互证的常见素材，而其中尤以“南海一号”最为经典，几乎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“香饽饽”——笔者亦不例外。当我在投影屏上呈现出“瓷罐、瓷器、金丝、铜钱、阿拉伯和西亚风格的瓷片、鎏金纹手镯、鎏金腰带、胭脂瓶、铁锅”等沉船出土文物时，突然有同学叫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为什么会有铁锅？”全班一哄而笑：“对啊，运铁锅干嘛？”我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。孩子们的疑问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：是啊，铁锅怎会和名贵的瓷器、金银珍宝同处一船？
宋元至明清铁锅价值初探
经济全球化是15世纪末以来的世界主题之一，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切入点。“在这个全球化的故事中，中国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。
由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，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，全球化也就没有戏唱了。因此中国发生的事情，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最伟大的传奇故事之一。
（一）区域封闭性和本土性：13—16世纪的铁锅贸易
铁锅铸造工艺极为复杂，而中国的先进铸锅技术，使得南宋以来的中国铁锅成为周边诸国的抢手货。
南海诸国“番商”甚至形成了以铁锅交易的传统。铁锅等大规模出境，一度引发了宋孝宗“海舶飞运，所失良多”的感慨。元代《真腊风土记》《岛夷志略》中所载南海各地贸易几乎每条都涉及铁制品，其中铁锅尤多，泉州铁锅最受欢迎。宋元时期沉船考古成果表明，铁器是绝对的船货大宗之一。13世纪印尼爪哇海沉船中的大量铁锅，即是上述文献记载的有力印证。
明代，佛山由于先进的“红模铸造法”，所产广锅品相质量俱佳，不仅是政府指定的官锅，也成为周边觊觎的“宝器”。例如，北方蒙古缺锅为苦，铁锅几成为俺答汗归附的重要因素。东亚方向，朝鲜通过朝贡获得铁锅后，常常再“被迫”通过边境市场“转向输出”给满族部落。
日本方面因朝贡问题与明政府多有龌龊，因而多采取走私方式。《筹海图编》详载：“铁锅，彼国虽自有而不大，大者至为难得，每一锅价银一两。”明清易代之际，日本商船被暴风雨吹到朝鲜半岛沿岸，当地人用高丽人参换取铁锅，结果上当受骗，
可知当地铁锅稀缺情形。东南亚各国多以“朝贡—回赐”方式得锅，如琉球、爪哇等国“不贵纨绮，惟贵磁器、铁釜，自是赏赉多用诸物”。作为明朝朝贡贸易的巅峰举动——郑和下西洋，宝船上载有大量广锅作为高规格的对外赏赐品，由此“奠定了广锅在海外国家王室、首领心目中的明朝国家品牌地位。海外诸国对中国铁器的追求，强化了明代朝贡体系的核心作用”。
就宋元海上贸易特点而言，这一时期包括铁锅在内的多元船货，虽然展示了“四洋”跨界航路全面发展的盛景，但从“海洋全球化”角度来看，体现的仍是“环中国海”范围内的区域封闭性和海洋贸易内在本土性。直到16世纪之前，这种总体格局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。
西方遇见东方：16—19世纪的铁锅贸易
年，葡萄牙人登陆澳门，逐渐将其打造成“东方第一商埠”，编织起一个横跨世界的贸易信用体系，中国开始被卷入全球化贸易漩涡之中。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商人，很快建立起以澳门为中心的铁锅走私线，伙同中国商人将铁锅贩运日本及东南亚地区。在“马尼拉大帆船”推助下形成的太平洋丝绸之路上，中国生铁和铁锅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铁锅海外贸易的一大转机，是康熙二十八年（年）颁行《粤海关税则》之后。该税则将铁锅列入征税商品，改变了宋以来禁止贩运出境的状况。结果广锅如浩荡江水一般涌入海外市场。雍正年间广东布政使杨永斌根据官方夷船出口册，奏称“其不买铁锅之船，十不过一二”，每船购买数量在“一百连（二千斤）至一千连（二万斤）”之间。据学者罗一星推算，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九年（年），每年夷船、华船和走私商船出口的铁锅重量不少于万斤，数量达75万口。光绪年间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：“内地铁货出洋，以锅为大宗。其往新加坡、新旧金山等处，由佛山贩去者约五十余万口。”于此可见中国铁锅海外市场之影响力。
16—19世紀铁锅贸易所寄身的海洋体系，从规模和意义上来说，已远非宋元时期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可比拟。如果说葡萄牙商船航路是两千多年来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东渐，“西班牙的‘马尼拉帆船航路则开辟了‘西方遇见东方的全新通道，将东亚与美洲、欧洲紧密地连接在一起，完成了海洋全球化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”。